Albarracin的行為涉及了行為藝術中通常指涉和依賴的課題和特征：身體，身份，身體的承受度和精神的極限，角色的扮演等，但在她的行為作品中，身體只是藝術家善于運用的強有力的媒介和手段之一，并不是討論的觀念本身。她也并不總是對她自己的身體不友善，只是在有需要和恰當的時候。Albarracin繼續思考、解構和挑釁世俗文化中流傳甚廣的民族、文化和群體的載體，在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和認識的領域中制造沖突，掀起波瀾。人們對于文化意義的思考的慣性和惰性是Albarracin工作的對象，是她真正要把針鋒對準的地方。身著紅底白點的西班牙娃娃是隨處可見的紀念品，這些音樂盒娃娃會在上了鏈以后轉動起來，Albarracin按照這種娃娃的樣子裝扮自己，并伴隨著它們輕佻的音樂聲，模仿它們的動作，也在它們中間跟著它們機械地轉動起來。這是一個美妙的場景，輕松而讓人愉悅，但是矛盾也不言自明，一個真人和幾個機械裝置構成的娃娃融為了一體。是的，世俗的文化的確有強大的塑造和同化個體思維的能力，同時，個體趨同的愿望也不可忽視。這種世俗的文化語境一旦建立而且深入人心，其他的可能性都可能被壓迫，被排擠，這種排它性也同樣是暴力的。

事實上，盡管沒有鮮血，沒有自我身體的挑戰，這部作品已經將Albarracin創作的核心元素展露無疑：從扮演和服從某種規則和身份的設定開始，但在再現這種規則和扮演某個身份的過程中，她通過制造事端和矛盾來反詰和顛覆她所表現的身份和所遵循的規則，并且暴露它們的荒誕性和不可靠的本質，一種身體力行的文化批判。Albarracin的行為表演中沒有很多的隨機性，而她也總是主動地，有計劃地結束一個表演，并一以貫之地保持對她的表演的控制，而不是把表演的發展和終結完全交給諸如體力、觀眾或任何外界的因素和干預。這一點上，她和很多其他同樣使用身體進行表演的藝術家是有所差別的，她并不完全依賴于推動和挑戰生理上的極限，她更感興趣的是開拓具有普遍性的認識和觀念、權力結構中的機制、被定位為文化特征的行為和現象等這些領域的邊界，而且理性地在開展著這一事業。

在“被禁止的演唱”的表演中，扮演吉普賽歌者的Albarracin和一個吉他手站在一個沒有背景和修飾的舞臺上，只有一張小圓桌和兩把凳子，圓桌上放著一瓶酒和兩個酒杯。在短暫的掌聲停止之后，他們坐下來，吉他手開始演奏吉普賽音樂，Albarracin開始悲情的演唱，說是演唱，實際上是悲愴的號叫和哀鳴，一邊用右手在大腿上用力地拍打節拍。隨著音樂的節奏和強度逐漸加強，Albarracin的情緒也愈發強烈，直至她從裙子右下角拔出一把匕首，刺向胸部的左邊，兩手用力地撕開衣服被劃開的部分，從里面掏出充滿鮮血的心臟，用力擲向地面，迅速地站起來，從圓桌前方走開，離開舞臺。這一幕發生得極其突然而且迅猛，極端得讓人目瞪口呆，但又似乎合情合理。英語中不是有一句形容極度悲哀的常用的話嗎？“把心都哭喊出來了”！Albarracin的表演充分地演繹了這句話，但我們是否能夠直面地承受如此地悲情，如此劇烈的情感呢？西班牙的觀眾對于這個表演有著更深刻的切身體會，它總是勾起對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在酒吧中禁止弗拉門哥演唱的記憶和失去自由的悲傷。

Albarracin的作品是政治的，她所詰問和反叛的是被簡單化了的民族文化特征和

身份特征，這些特征和壓迫性的政治環境里所竭力制造的單一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是相關聯的。獨裁者也同樣愿意強化和確立某種自我吹捧的、不切實際的民族文化的形象來團結民心，鞏固統治。西班牙的近代歷史經歷了佛朗哥的獨裁統治，這種壓抑的、排他的、違背人性的統治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才被終結。在“西班牙萬歲”（2004年）的錄像中，身著黃色正裝、戴著黑色墨鏡的Albarracin正急促地穿梭在西班牙的街道之中，被一個演奏著“西班牙是多么偉大”的管樂隊簇擁著，Albarracin急于擺脫樂隊的伴隨，但演奏者卻跟得異常緊密，始終伴隨左右，用聲響將Albarracin包裹其中，Albarracin加快腳步，環顧前后左右，甚至小跑起來，穿過馬路，始終無法擺脫樂隊激昂又機械的演奏。這個曾經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記錄了一種無處可逃的現狀和一種希望“擺脫”的強烈愿望。

但我想說的是Albarracin的創作在沒有指涉和依托社會性和政治意義的時候也同樣善于為觀者開辟一種情緒性的空間，這種空間里縈繞著懸而未決的緊張關系，還有預兆著危險或者直接描述著危險的情境。早在1992年的作品“無題。街上的血”就已經充分地表露了這一點。Albarracin在她的故鄉賽維亞的街道上制造了八起事故的現場。而她自己扮演了事故的受害者和主角，在遭到毆打后，流著血，躺在人來人往的道路旁邊。沒有目睹慘劇發生的經過，路人看到的只是結局：一個躺在血泊中的身體。這個受害者的身體和這個身體所經歷過的戲劇（一個看不到但明顯發生過的事實）被插入現實之中，將街道變成一個暫時的舞臺，人間百態盡收眼底，有些人想幫忙，有些人只是圍觀，有些人視而不見，匆忙路過。對于曾經發生過的暴力人們只能憑借著眼前的場景加以想像，但這些倒在路邊的身體和暴力的罪證是無法被忽視的，只要經過都會成為目擊者，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卷入其中，都可能在情緒上有所感知和反應，不管是哪種性質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