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住在北京大雜院里，老房破舊，地面潮濕，但房頂很高，原先是會賢堂的餐廳，被隔成幾家住戶。我家用一大塊布簾遮擋臥床，床后特制了一個高大木架，架上擠滿我的大幅油畫，油畫踞高空，防潮。因取拿不便，輕易不讓人看畫。那年月，茍全性命于亂世，我不接待來客。有一位友人懇請我接待一位對我作品的知音，是一位駐丹麥的大使秦先生。我很猶豫，因從不與官場交往，何況是外交官，里通外國之類的帽子躲都躲不掉。經再三說明秦先生對藝術的愛好及來訪之誠意，我接待了，并爬上畫架翻出幾幅油畫請嘉賓看。在看畫過程中，我了解秦先生確有水平，他之賞識我的作品，出乎真知與真情，他并送我一只西德燒制的彩繪小瓷盤留念，盤很美，作者署名BJEM WIINBLAD，此盤今日仍懸于我方莊家中，后來我多次出國，在好幾個國家見到他的作品，價昂。秦先生休假期滿返丹麥前，托友人傳話，問我愿不愿為丹麥使館客廳作一幅油畫，他認為這樣風格的油畫外國是沒有的。我同意了，因時日倉促，便依據舊構思作了一幅《北京雪》，就是我那破雜院門前美麗的什剎海之雪，這是我惟一的一次為駐外使館作畫。

畫走后，我與秦先生也再無聯系，漸漸淡忘了，但偶或亦會惦念到這幅作品。

20年歲月匆匆流逝，1994年我隨全國政協李瑞環主席訪問北歐五國，其中包括丹麥。于是20年前的舊作《北京雪》立即浮現到眼前來。她真的到了丹麥嗎？丹麥人見過她嗎？她還健在嗎？抵斯德哥爾摩時，使館的一位參贊先生告訴我，說在丹麥大使館有我一幅畫，他幾年前當信使時，親眼見過。心怦的一跳，萬里尋親，已有可靠線索，作品肯定是曾定居丹麥使館了。但參贊先生是幾年前見到的，近幾年我的畫價不斷上升，參照我贈國內的許多作品被出賣的下場，怕未必真能探視到遠嫁丹麥的女兒了，喜訊似乎又成了心病，我對誰也不吐露這心思。

訪問日程排得緊緊的，但總按序進行，終于到了哥本哈根，等到了要去大使館會見華僑和留學人員的一天。似乎被命運作弄，要去使館客廳參加*之前我恰好有別的事，耽誤了，未能隨集體去客廳。待我單獨趕到使館，*已結束，我被直接送到大使官邸參加小型活動。在閑談中，李瑞環主席指著我對現任大使鄭先生說，你們客廳里懸掛著吳先生的一幅油畫，知道嗎？鄭先生茫然，說不知道，李主席笑說可以請吳先生親自鑒定。我感到突然，幾乎不能自持，但仍保持鎮靜沉默，沒有插話。我一向不在畫面上署名吳冠中，后因假畫太多，于*十年代之際開始在水墨畫上簽署吳冠中，在油畫上則永遠只簽一個荼字，也因油畫筆寫漢字困難，寫個標志即可。作品的風格與質量才是作者最權威的簽署。嚴格地講，作品毋須署名，有水平的觀眾一眼就認出是誰的作品，真有生命的作品是無法仿制的，如魯迅的文章和梵高的畫。在這幅《北京雪》中我也只是在樹根隙縫間寫一個小小的紅色荼字，一般人根本不注意或找不到這個小紅點字樣，李主席是如何認出的，我后來也沒有問過他。時間的分配真是分秒必爭，晚餐后我們集體離開了大使官邸。我的心思沒有寧靜，20年前的這幅畫質量究竟如何，會不會嫁出了一個丑女，畫面保護得如何，有否破損、變色……第二天，利用一點空隙，我要求驅車去使館客廳看一眼這幅畫。畫面仍保持完好，質量也可以，一塊石頭從心里落下了。同使館人員聊天，他們不知道這是誰畫的，每當使館舉行招待會，也常有外國人問及這是誰的作品，因他們很少見中國的油畫，回答說大概是一位青年畫家所作。客廳里布置的大多是瓷器、貝雕之類，這是惟一的一幅油畫，并掛在一角不醒目的位置。我立即想起當年秦大使的用心，他走后使館人員已更換了多次，都不知道這是誰的作品，也許連秦大使也已被遺忘了。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