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由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兩家雜志組織發起了有關“社會科學規范化與本土化”問題的筆會討論，這場由社會學領域引發的討論具有很高的學科認知起點，這不僅指它將討論的核心集中在對“知識論”的態度和理解上，而且指它將“清除偽學、創新秩序、全面建立學術規范”作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當下最急迫的任務”和“對中國文化之重建可能有的一種貢獻”，{梁治平：《規范化與本土化：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面臨的雙重挑戰》，載《中國書評》1995年1月號(總第3期)。}這既表明了中國社會科學獨立的學科意識的加強，也表明了本世紀中葉以來，人文學科內部長期的知識虧空和秩序混亂狀況已經使學科自身面臨著生存的危機，所以，不論從理論意義上還是從實踐意義上看，這場討論都表明了中國人文學科的一種“知識的進步”。

鑒于中國藝術批評同樣面臨的長期失范狀態，尤其是鑒于在有關“意義”問題討論中所暴露出的在學科知識引進、知識使用及批評的學理方式上的種種問題，黃專于1996年1月在《藝苑》雜志上發表了《通過知識獲得解放通過批評爭取進步——也談藝術批評學科的規范化和本土化問題》一文，企圖將在社會學科領域正在發生的那場討論引入到藝術批評學科中來。黃文首先對80年代以來美術批評界在實踐批評和批評理論(或“批評的批評”)領域中的非規范和非專業化狀況進行了描述，它認為這種狀況主要體現為：“引入知識資源的盲目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科間知識轉換過程中的各種‘實用主義’、‘文牘主義’和晦澀的學風?！倍芭u模式、批評方法和批評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滯后不僅使藝術批評無法真正進入主動‘閱讀’的角色，而且也使當代藝術現象、藝術流派和藝術個案中許多有價值的文化、藝術問題無法以理論的方式充分展開”。他認為有關“意義”問題討論的出發點并不錯，但由于“討論者對語言學的一種膚淺的‘實用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態度……除了沿承了語言學‘艱澀的文風’和‘生疏的話語’外，并沒有對語言學向藝術批評的學科轉換做出絲毫有建設性的說明(例如說明文字語言與視覺語言可否簡單類比這類基本問題)，思想和語言邏輯的混亂、晦澀的文風不僅大大削弱了這場討論的批評價值和理論魅力，也加深了中國批評學科規范化進程的難度”。而這種難度又加劇了批評學科的規范化和本土化過程的緊迫性，他認為，“規范化”和“本土化”是一對相關的問題，“本土化”是指從本土問題和本土經驗出發去確立學科的位置、課題和歸宿，同時它也指在一定范圍內運用本土的學科傳統、方法和思維模式解決這些問題和經驗，但由于在藝術批評、藝術史領域里隨機式、感悟式的經驗主義批評傳統無力解決許多復雜的當代藝術問題，所以，“當代藝術批評的知識起點、學科規范和學科標準應該在西方當代知識體系和學科傳統中去尋找”。所謂“規范化”不是指存在著某種超越歷史的、永恒的知識和標準，而是指學科發展中相對有效的和具備試錯性品質的語言方式、學術紀律和學術秩序，它有助于學科知識的有序增長和學科間交流的正常進行，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在引入知識資源和規范、紀律時需要的專業判斷力;其二是建立學科規范中所需要的知識論的態度問題。簡言之，就是掌握學術方法和確立學術道德的問題。他還具體指出，藝術批評領域里的規范化過程應該從系統、準確地引入西方當代藝術批評理論和藝術批評史學環節入手?！皩W科的真正解放和進步則必須依賴于我們自身知識結構方式的轉變和批評、自我批評這類人文主義的內省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