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后”藝術作為一個概念，主要產生于2000年以后，是對中國7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創作的群體性定位。其學術解讀，多歸于“卡通”、“青春殘酷”兩種理論體系，已形成一定的社會接受度。但現有理論闡釋，要么流于簡單的圖像符號特征，如“卡通”之說;要么以“淺層傷害”為基點解讀的青春期沖動，如“青春殘酷”之說。前者，以形式符號為理論闡釋，難以準確把握這一代藝術的精神訴求;而后者則建立在“70后”與其前輩的生活經歷對比，因缺少各類運動的社會性深刻，所以闡釋其為缺乏相應深度的“沖動”性自我感悟。此說貌似合理，但卻假定了人的深刻性一定源于社會活動，而非人自身的精神審視能力，從而流于簡單、臆測，無法觸及這一代藝術真正的意義、價值。
那么，面對豐富復雜的70后創作，我們又該如何審視?由于，“70后”是一個時間概念，故其理論建設也應基于時代性，即線索是某一時間段中的文化問題，以及這種問題在創作中的視覺顯現。所以，就“70后”藝術的理論構建而言，方法論上必然會傾向于社會學闡釋，需要尋找這一時間段內社會問題在文化上的呈現與表達。然而，因為曾經流行的庸俗社會學，近年來美術界對社會學的運用多有謹慎，甚至一味排斥。當然，警惕庸俗社會學簡單、機械的“社會圖譜化”，對于美術理論反思具有積極意義。但，因此而完全漠視藝術與特定時間段內社會的關聯，無疑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所以，就“70后”藝術而言，我們仍然不能回避社會學的闡釋方式，而是應該在充分理解他們的視覺體驗之后，探尋其背后的心理發生機制。
如果，依著這一思路進行下去，“70后”藝術在視覺體驗上有著怎樣特征呢?應該說，相對前一代圖像化平涂、矛盾化對立的視覺特征，“70后”的作品，往往更強調語言本體在視覺上的自身表達，也即習慣于視覺物質自身所具有的表達。諸如尹朝陽的“神話”、屠洪濤的“舞臺”、康海濤的“夜景”等，無論表述的目標是個體化感悟，還是社會化體驗，語言的物質性成為了繪畫意圖的直接媒介，甚至語言運用的方法成為重建視覺邏輯的核心，而非圖像符號;而王光樂從超級寫實的水磨石到壽漆，抽象對于藝術家而言并非一種結構的預設，而是對于視覺呈現方式的不斷審視而自發的結果;又如管勇的“書架”、李暉的“雙頭卡車”、王頡的“無人衣”等，雖具有某種明確的題材對象，但其視覺指向卻非題材本身，而是視覺邏輯自身所包含的某種認知方式與觀念。并且，這種對于語言本體、視覺邏輯的重視，其背后往往蘊含了某種“不置可否”的懷疑性態度，即不對自己所描繪對象以某種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判斷，而是將對象理解為借助視覺語言呈現出的認知物，并在自己的視覺邏輯中成為觀者可以重新審視的對象。從某種角度上看，他們的藝術不同于“政治波普”影響下的具有某種“明確意圖”的圖像，他們不喜歡“口號化”的符號觀念，而更愿意將視覺進行審視的行為本身展現出來。于是，即便是借助“卡通符號”的藝術家，如李繼開，其畫面中的卡通形象也并非某種確定性觀念的符號，而是一種“不置可否”，帶有迷失感的視覺情緒。應該說，這種視覺上的不確定性、迷失感，形成的一種對待事物的“質疑”姿態，于“70后”藝術中較為普遍，并明顯與此前的藝術創作拉開一種距離。
所謂“質疑”姿態，就是不再簡單肯定、簡單否定，并對某種具體、明確的判斷保持警惕。作為同年代出生的人，對此感同身受。因為這一代人的生存體驗，往往處于一種“前后矛盾”之中。眾所周知，他們的成長背景，可以概括為“后理想主義”——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理想由于文革而破滅，繼而，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90年代商業化而走向幻滅，整個社會趨于現實性的務實主義。成長于這一巨變期的70后一代，在人生命運上往往只有參與權，而無選擇權，處于一種被動性轉換與適應的過程，也即不斷被迫調整、改變自己原有世界觀以適應新的生活狀態。在他們身上，缺乏一以貫之的社會環境與認知世界的方式，在不斷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形成了他們對歷史、對現狀的質疑，并且，這種情緒性的時代特征在他們不斷自我顛覆、自我構建的過程中，形成了別具特征的精神質地——不會輕易認可，習慣以帶有“迷失感”的語言質疑一切，并在這一過程中完成理性反思。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處于一種文化嫁接的過程中，習慣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學習西方，那么這種方式到70后一代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這一代人因為個人生存際遇的特殊，導致了他們天然具有的懷疑姿態，使得他們不再迷信他者，不再簡單接受任何一種非我的思想，從而也就進而使得中國獲得了一種文化上自我審視、自我選擇與自我構建的機會。雖然，這一過程仍然處于一個非結論性的發展階段，但伴隨著70后的繼續成熟，將會逐漸走向深刻。
并且，由于70后一代的成長處于一種價值觀的不穩定與動蕩，使70后在文化上不會過于早慧，而往往顯得晚熟，多從青年期的迷失與懷疑，到中年方才獲得相對獨立、深刻的文化理性，以及這種文化理性中的主體自覺。但是，如果我們放眼中國的百年史，那么我們會發現，正是這代人的晚熟，才使得中國在文化構建上有機會擺脫簡單的“拿來主義”，才有可能構建一個全新的關于中國的現代型文化。這種由“迷失”走向“自覺”的過程，看似矛盾，卻十分合理。因為，迷失的前提在于自我發現，有了自我發現才會質疑外在世界，進而尋找自我的出發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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