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一個頗引人矚目的畫展，叫半截子畫展。那是一些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頗下過功夫的畫家，寫實功力不錯，改革開放后，開始接觸到西方現代繪畫的狀貌，于是力求吸收新營養以改變自己定型的創作觀念，他們的作品中呈現了有限的變革，并流露了彷徨、猶豫的心態，所以自定名稱叫半截子畫展。展出后有兩種反應。先生們（他們的老師輩）說是尚未出殼的雞，意思是尚不成熟，或功力還未到家；后生們（他們的學生輩）說已是腌過的蛋，意思是用錯了功夫，死功夫中不能再長出新生命來。這個展覽令我思考孤陋寡聞與土生土長的關系。

不少朋友和讀者了解我經歷的坎坷，給予同情或為我鳴過不平，我深深銘感。今天回顧已逝去的75年，倒感到我逢上了極大的幸運，這是特定歷史的賜予，別人不易碰到這樣的機緣和遭遇。青年時考上公費留學，到巴黎學習，太難得了，在當時仿佛中了狀元，是天之驕子。求知欲強，迎新訪舊，我陶醉于西方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年輕好胃口，吸收得快，飽餐了3年。返國后，情況大變，在各種壓力下我如被埋入深土，但堅持默默工作，踏遍祖國的角角落落，窮鄉僻壤，體會到土地的芬芳與人民淳樸的心腸。排除了名、利的干擾與誘惑，寂寞耕耘了三四十年，一味追求自己的藝術理想。漫長歲月中與外界完全隔絕了，過著孤陋寡聞的生活，但卻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年華。

改革開放后，漸漸有人發現我。最早有美國人到我的“袖珍畫室”看畫，驚喜之余指出我的部分作品近乎波洛克（J．Pollock）。我于1950年暑假離開巴黎返國，當時在巴黎我未曾見過波洛克的畫，亦未聞其人。我于是找來波洛克的印刷品，后來又特別注意他的作品，他的奔騰、纏綿來自創作時的靈感與行動吧，我沒有研究。我的《漢柏》、《松魂》、《獅子林》、《長城》等雖也捕捉運動的軌跡，卻都可探尋到她們靈感的源泉或母體。從崇山峻嶺俯瞰盤山公路的重疊交錯、梯田的縱橫交織；在原始森林中靜聽點、線、面的交響；就是那鄉間土道上，烙印著的牛車、自行車及人和獸的腳印，都啟示過我追尋自己的繪畫天地。我必須自省：如果早年未曾在西方學習，則孤陋寡聞的我又將作怎樣的鉆研呢。正因堅信自己的感情和感覺，才敢于絕不向強加于我的藝術觀屈服。真理在，“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

雜交的新品種往往是高產的優良品種，但黑牡丹如果嫁接后失去其黑，便是毀滅。藝術中的中、西融會或嫁接，情況就更復雜。要保持傳統的或土生土長的特色，自然有許多理由；必須吸取外來才能發展傳統，也有許多理由。小放牛、黃梅戲、桃花塢、楊柳青、布老虎、泥阿福都獲得人們的青睞，因有地方或傳統特色，特色也由于少見或稀有。地球在日益縮小，由于交通阻塞、風俗相異等原因被認為特有稀有的事物，必然會漸漸普及，獵奇之奇不奇了，因之不更新不發展的特色必然將失去其特色。更新，必須借鑒，孤陋寡聞的局限中難于更新，或只有局限的更新。即使未曾交流，東、西方藝術中也有許多共性，我曾撰文談過潘天壽和勃拉克（G. Braque）在構圖中的不謀而合，如果他們兩人相互探討過，則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日本現代書法家井上有一早期的作品與克萊因（Kline）、哈當（Hartung）、蘇拉日（Soulages）等人的繪畫異曲同工，僅只工具材料之差別而已，不知他們之間有否彼此借鑒，但肯定中國書法對他們起了啟迪作用，他們都沒有局限于孤陋寡聞中。

大陸已沖破孤陋寡聞的局限，門戶大大開放了，藝術上確乎百花齊放了。畫展頻繁，流派紛呈，可以看到東、西、南、北方的各色品種。但是在大量畫展中，雖手法多樣，畫面仍多似曾相識，因抄襲模仿居多，往往令人有入化裝晚會的感覺，場面熱鬧，卻不見作者的真實面目，更按不到作者的脈搏。看來商品價值在操縱展覽的導向。金錢誘惑對藝術的摧殘正與政治的壓力相同。

藝術是花木，花木的嫁接須選擇季節，過早過晚的嫁接都難于成活。藝術是樹，土生土長的年月不足，長不成樹。土生土長是根本，孤陋寡聞是缺陷，兩者間永遠存在著矛盾與諧和吧！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