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聯合大學中文系教授孫逸忠先生1986年就撰文評介李青萍畫家，是最早推介李青萍的專家之一。文中講：李青萍女士在吉隆坡積極參加南僑總會領導的抗日救國活動，新加坡的許多華僑人士都是了解的。

　　徐悲鴻與畫壇女杰李青萍

　　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我國名畫家徐悲鴻由陳嘉庚先生領導的“南僑總會”介紹，赴吉隆坡舉辦抗日籌賑畫展。新加坡友人為了減少徐悲鴻人生地疏的孤寂之感，由熟悉吉埠情況的名畫家司徒喬、劉抗等人陪同一起坐火車到吉隆坡。當地的“雪蘭莪州華僑籌賑會”（簡稱“雪蘭籌賑會”）派出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使徐悲鴻“孤寂之感頓失”。在交談中，徐悲鴻希望在這次籌賑畫展能籌得三萬元叻幣的數目，還談到自己的抱負：身后能留下幾百幅杰作放在展覽館內留給后人欣賞，于愿足矣。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徐悲鴻畫展在吉隆坡中華總商會大會堂舉行，在開幕式上，徐悲鴻對“雪蘭籌賑會”表示謝意說：“果然因為各僑領之見愛而籌賑會諸君熱心奔走，兩星期間使得鄙作即在吾中國光榮的大會堂與諸位相見，實在是感奮非常。”接待徐悲鴻畫展的“雪蘭籌賑會”工作人員中有一位是吉隆坡坤城女子中學的藝術課教員李瑗女士——即女畫家李青萍。工作往來中，徐悲鴻發現這位青年女畫家有深刻的藝術見解，繪畫藝術造詣也很高，就建議并著手挑選她一部分繪畫作品編成畫集出版。李青萍仔細看過徐悲鴻全部展覽的作品，在當地華文報紙《堡壘》副刊一百三十期發表一篇評論：《觀畫展歸來》，認為“徐畫師籌賑畫展可說是年來一個空前偉大的畫展，在社會意識和責任上都表現了它那嚴肅緊張和深刻的價值。我們除了欣賞他那超群偉大的真善美的藝術外，還可以從他作品的內容里知道他對人們的一種啟示，他每一幅作品都含有對社會時代背景和人生的意識，他能把每樁物體的個性盡量表現的實實在在”，“藝術家必須有豐富的感情”……“我們的青年畫師更應學效像徐畫師這種偉大的人格。”徐悲鴻看了以后，說他是強調觀賞藝術“應重視作品之價值”的，認為她說得中肯。

　　展覽期間及閉幕后，當地幾所華僑學校通過李青萍邀請徐悲鴻去講演。我目前看到三所學校的記錄稿。徐悲鴻在中華女子中學演講“藝術的意義與作畫的方法”。說自己“提倡寫實，以現實為出發點，而求達到藝術的目的”。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點，在中華中學演講五十分鐘，題目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徐悲鴻說“此語為千古不易之定理，小自個人，大至國家均無法逃此法則”。我國在抗戰前，民氣極為消沉，但自抗戰后，民氣振奮，上下苦干，已漸露多難興邦之象，至為欽佩，但兄弟并不愿在此提倡藝術，而愿奉勸諸位對于自然科學多加留意。……其為用之廣，無可比擬，無論自個人之出路，抑或國家之需要而言，學生俱應在科學方面多下工夫。”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徐悲鴻在李青萍陪同下到李所任教的坤城女子中學演講，這是徐悲鴻在吉隆坡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影響最大的一次演講。題目是《畫家的派別》。由李青萍的兩位學生關金意、連葉蘇記錄，整理后李青萍交徐悲鴻過目送交當地報紙發表，還交班機送往新加坡的俞達夫發表在他主持的《星洲日報》“文藝”副刊上。這篇演講，前一大部分論述了繪畫流派產生的原因，依次論述了“寫實主義”、“外光派”、“印象派”、“野獸派”等流派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還尖銳嘲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用驢子尾巴綁畫筆畫畫的荒謬現象。后來一部分談青年“擇業問題”。徐悲鴻說：“最后我有一句話奉勸諸君，擇業問題需加一番考慮，不可貿然想做藝術家。”“應該致力科學、學習數學理化，因為這些能給你們以生存必需的知識和能力。”“中國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我們要趕快搶救它，不能在抱著什么個人主義為無謂的犧牲。擇業之自由乃是人生無上珍貴之文明產物，而今吾人正失卻此種無上珍貴的東西——自由。所以吾人必須舍身奮斗以爭取自由，先學到吾人用以奮斗的工具，以期望三十年之將來，改組了整個我們所處之社會，然后來贊嘆歌詠我們心醉之藝術。”四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們重讀這篇充滿愛國熱情的講演，仍然激動不已。他的畫筆、詩、文、言論始終是與祖國的命運、與抗日救亡的歷史使命緊緊聯系在一起，這就是徐悲鴻受人尊敬另人懷念的原因。

　　李青萍女士在吉隆坡積極參加南僑總會領導的抗日救國活動，新加坡的許多華僑人士都是了解的。胡愈之同志在當時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的主編，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報紙上刊發了“女畫家李媛女士，輯刊《青萍畫集》”的消息。介紹說：“我國名女畫家李媛女士蜚聲藝壇已久，所作畫品，極為中外人士所贊賞。女士現任職于吉隆坡坤城女子中學校，聞擬于最短期間輯其南來四載期中于課余所寫之風景靜物，輯刊《青萍畫集》，以資紀念。該刊由畫師徐悲鴻作序。”徐悲鴻的序言目前很難看到，為供研究文藝史者之參考，茲將全文三百二十六字錄之。

　　徐悲鴻在序文中指出傳統“以藝為小道”而輕視，其實“大道”是“小道”發展而來。藝術是溝通人們的感情，促進互相了解的（“為道之目的在通”），他把藝術比作蘋果，當廣大群眾最普通的藝術欣賞、審美活動的權利被剝奪被漠視的時候（他人食之而甘之味，而我不可得）；卻有人故意把藝術同宗教謬說聯在一起神秘化，奉此為“大道”。對這種荒謬現象，徐悲鴻表示“歉哀與遑怒”，多么可貴！徐悲鴻希望“蕓蕓眾生”“食蘋而甘，于愿已足”。這種為廣大人民群眾著想的藝術觀無論如何是一種進步的觀點，值得今天藝術家深長思之。而李青萍畫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受到徐悲鴻的贊揚肯定。當徐悲鴻離開吉隆坡之后，還有劉海粟先生來吉隆坡舉行抗日籌賑畫展，青萍女士盡著她的責任。年底，新加坡的張丹農先生又來吉隆坡舉行書畫篆刻抗日籌賑展覽，青萍女士是這個展覽的推薦者之一。此外，李青萍還在當地《婦女周刊》上寫過不少宣傳華僑婦女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文章。

　　（本文原載1986年8月8日《華聲報》，作者系原北京聯合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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