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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軟肋：文物法規定不能從事文物拍賣
半年多時間，蘇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了對內地拍賣市場的新戰略布局，這樣的默契顯然來自對內地高漲的收藏拍賣需求的重視。
佳士得中國區執行董事蔡金青告訴記者，中國藝術品市場日趨繁榮，且對藏品有極大需求。佳士得希望能夠與中國收藏家合作，“使他們更便捷地進入佳士得的全球網絡以及國際藝術市場。”
蔡金青給記者列了幾個讓全球藝術資本都為之動心的數據。
2011年全國共開設了約390家博物館；2012年中國已經發展成為最有價值的藝術市場之一，交易額占世界總額的25%，僅次于美國的33%，(據TEFAF2012年藝術品市場報告)；佳士得注意到中國收藏家在世界各地的拍賣會上參與度顯著提高；2012年佳士得中國內地客戶量較2008年相比，已翻了一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以合資或獨資形式加入內地拍賣市場的實戰競爭，但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內地的業務均不包含文物拍賣，其拳腳只能施展在現當代藝術品、珠寶、鐘表、洋酒等。
對此，蔡金青指出，佳士得公司的目標是為內地收藏家提供全面門類的拍品，包括從當代藝術、珠寶、手表、紅酒等比較成熟的類別到中國當代水墨畫等對中國市場來說的新門類，“由此，佳士得的中國客戶可以享受多樣的收藏選擇。”
事實上，從眼前看文物拍賣是兩家全球拍賣巨鱷的軟肋，但在市場和法律有可能改變的預期下，蘇富比和佳士得都希望提前做好戰略布局，以此搶占先機。程壽康便指出，“文物法規定外資和合資公司不能從事文物拍賣，但這一規定也可能出現變化，如果有變化的話，我們要提前做好準備。”
失敗案例：進軍臺灣市場后無奈退出
蘇富比和佳士得的全球布局中也有所謂的“敗筆”，那便是在進軍臺灣市場8年后又退出的往事。
臺灣曾是亞太藝術品拍賣市場的中心，1992年蘇富比涉足臺灣，首場西畫拍賣成交率達9成，第二年佳士得赴臺，也因經營早期海外華人畫家作品較好成績打下一席江山。但是藝術市場環境的改變、整體的藝術品鑒定、稅賦與法律機制都未跟上腳步，使得兩家公司分別在2000年及2001年退出臺灣市場。
北京華辰董事長甘學軍[微博]回憶稱，這兩大拍賣行進軍臺灣，與上世紀90年代臺灣藝術品市場的火爆有關。“臺北有個著名的大廈叫阿波羅大廈，每天都有畫廊開張、每天都有畫展開幕。那時在東亞是鼎盛一時的，蘇富比、佳士得進軍臺灣看重的也是這個。”
在當時蘇富比和佳士得在臺灣的拍賣項目有書畫、油畫等。然而，進入2000年以后，臺灣藝術市場急轉直下，“阿波羅大廈一下就空了，整個臺灣的畫廊業(一級市場)被大陸興起的藝術市場替代了，類似798的興起，”甘學軍分析稱。
此外，他還指出，“臺灣也有關稅問題，在市場行政運作成本上，香港是第一位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臺灣市場都在萎縮階段，蘇富比、佳士得肯定要將戰線收縮，選擇香港。”
不過，此次布局內地卻在業內看來很難會出現撤出現象，“臺灣相對大陸來說，還是一個小的市場，回旋余地不大。而對于東亞來說，香港現在是重要的地方。但未來內地是重要的地方。”
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藝術評論家顧振清的認同。顧振清告訴記者，此前臺灣藝術市場有點炒作，只是表面的繁榮。“有了此前臺灣的先例，我想蘇富比和佳士得進入大陸是做過預案的，他們有更大的信心來面對大陸市場。”
進軍路線
蘇富比
1973年香港蘇富比成立，當年11月16日舉行了第一次古董拍賣。朱湯生任蘇富比歷史上第一個亞洲總裁。
1988年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拯救長城威尼斯義務拍賣”。
1994年在上海設立代表處。
1995年在中國內地開始舉行拍賣預展。
2007年北京代表處建立。
2012年9月6日宣布成立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
佳士得
1973年在香港設立辦公室。
1986年在香港舉行首場拍賣。
1994年在上海設立代表處，成為第一家在內地設立代表處的國際拍賣公司。
1996年設立北京代表處。
2005年授權北京永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標。
2013年4月9日對外公布獲得了佳士得(上海)公司營業執照，以獨資形式、獨立開展拍賣拓展內地市場，成為內地首家獨資國際拍賣行。
要把北京打造成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但在競爭方面卻又不允許國際化，這其實是不公平的。
——程壽康(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
內地拍賣行業稅收的比例比香港要高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佳士得和蘇富比為什么會到內地來發展？這兩家拍賣行在內地建立公司的欲望不是今年的事，很可能在嘉德、翰海成立時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我相信這兩家公司看到的是未來，就像保利、嘉德去香港拍賣一樣，也是看到未來。
——趙旭(北京保利執行董事)
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內地的選擇落腳是戰略上的考慮，他們看重的是未來。這表明了國際大牌公司有著戰略眼光以及實現這些戰略的能力。他們能想象十年以后是怎樣的，可以為十年以后去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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