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他在藝術與媒介論壇（AMF）第三場次“視覺藝術與世界主義”中的發言。
你好，Nikos。聽了剛剛你的演說，我覺得自己必須要馬上去學習希臘語，你今天可真是具有希臘范兒。雖然我們物理距離上從歐洲到澳大利亞隔著數千英里，但我感覺得到你心中映照著地中海島嶼熊熊燃燒著的光輝。究竟是什么讓我們聯結到一起呢？很神奇，這就是一種溫柔又切實地形塑了我們的世界主義。就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去聯系一些在喀布爾的朋友，并試圖幫助他們。實際上我們的機構，我們的專業圈和阿富汗的藝術界建立過聯系，所以我要盡力地幫助他們。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時刻，也使我們當下討論世界主義變得更加急需和必要。
當現實變得如此反世界主義的時候，這個概念（世界主義）就特別顯得崇高，同時也更加抽象。在審美、物質和倫理等不同層面上，世界主義最終將我們帶到應許之地。在被迫的懸停的現實挑戰中，我們應當秉持擁抱、溫暖、包容彼此的理念去彌合文化差異，尊重雜糅與多元。不知何故，世界上的不同區域都在面臨著非常艱難和殘忍的現實，而對此種種的理論與哲學思考也漸趨顯得無力以對。但我們應該對眼前的荊棘抱持樂觀，因為千鈞一發之際，堅持世界主義思維方式仍然是提供著改變現實的可能性。
《Please Come Back. The World as Prison?》展覽現場
2017.2.8-5.21 二十一世紀國家藝術博物館，羅馬，意大利
所以我會結合一些自己做過的一些策展案例來從不同的層次對上述問題進行一個更為實際的，實在的討論。作為一個策展人，我常常和在地藝術家合作，并試圖從學術與審美角度建立機制性的發軔與創新。當然，我也從像Nikos等人偉大的頭腦里獲取靈感和指引，我的朋友們對我的幫助難以置信地重要。世界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力量使我們明白策展規則與倫理的重要性，而那又非冰冷的陳規。這種力量會引領我們在面臨困境時持續正確定位自身，并且信守倫理準則。我想除了倫理探討的詩學層面，還存在一種實踐維度，這能夠呼應你剛才講到的從物質到道德的轉變。從美學實踐來說，策展行動到底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這是個極端重要的問題。
這里我想簡單地解釋一下這次討論提出的標題，你的圍城，我的都會。如Nikos所說，在希臘時代，“城市”是一種空間，一種有序發展的社會形態。由此會延伸出關于排他性的“邊界”的一些思考，比如，它是一種保護自己不受宇宙（cosmos）力量影響的方式，而都會（cosmopolis）就是來源于此又超越其本源。它是一種新的城市形態，能夠讓我們開放地擁抱彼此，像宇宙不停地互相作用的星際運動一樣。星座系統與存在其中的不同元素之間存在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從而產生了生命，產生了運動，產生了能量，產生了存在本身。這帶來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要怎樣思考生存自身的空間？你可以叫它都會，社會，等等。
侯瀚如在約翰內斯堡雙年展的展覽“香港，等等”，1997
關于如何組織我們的生存空間，大致有兩種相互對立的看法。雖然在屏幕上有一些中文注釋，但不要誤認為這是一位“糟糕的世界主義者”所為。我本來以為這場討論用中文進行，后來被告知需要用英文，所以我用中文起草了分享文檔，并且混雜了不同的內容。我不打算在這里翻譯我的屏幕上的分享內容，如果你懂中文，可以瀏覽一下。但我會將過去的一些急迫的情形與當下的時刻聯系起來回顧，并且讓大家感受到我們現在的一種“雙重封閉”情況的矛盾。所謂雙重封閉，一方面是由于流行病疫情我們必須保持物理隔離，另一方面是我們要把自己藏在屏幕后面，并且要維持這種持續封閉的狀態。
與此同時，就在幾個月前，我還和Nikos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從來沒有如此活躍地在像Zoom這樣的平臺上和成千英里以外的人交談，并試圖更加密切地與他人建立聯系。我們正處在試圖處理這些矛盾的緊張時刻，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阿富汗的局勢。阿富汗可能不僅僅是把一個現代社會帶入一種非常復雜的歷史狀況中。我認為根本上問題在于，將世界主義作為社會存在或人與人之間共存的倫理方式意愿和歷史現實的矛盾而產生著普遍的恐懼感，以及對這種恐懼的政治操縱。那里的人們寄希望于躲在封閉的城市后來獲得拯救。因此像我開頭就說的那樣，對于我們回頭去討論世界主義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存在著現實性維度，由于時間關系，我會進行快速梳理。
為了進一步討論，我們來引入一些可能更有趣的案例。第一件其實Nikos已經提起過，審美維度上的世界主義已經誕生。在我的理解中，這可以被稱為全球性的藝術。而全球視野的藝術家也不再是現代主義傳統的延伸，盡管這種傳統起源于西方，并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接受。相反，它是全新的。只有融入了不同的歷史背景與多樣的文化，我們才能重新理解全球化概念的意義。就像許多法國學者強調的Mondialisation (世界化)，而非全球化(Globalisation)。這是一個不同文化從自己的視野和傳承積極干預世界融合的過程，而非歐洲中心體系的擴張。
在這個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的貢獻納入考慮維度，尤其是從發展中國家來到西方或發達國家的群體。他們不僅要被西方的系統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依據自身的文化背景與個人背景做出獨特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考慮不同文化背景塑造的個體經歷顯得更為重要，而不是將藝術家視為一種特定文化，尤其是“國族文化”，的代表者。這些經歷匯聚在一起，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主義都市的構建過程，那是一種轉化與雜糅的過程。這讓我想起來了出身中國，常駐巴黎的藝術家黃永砅經常說的話。當他在中國時，經常帶著西方視角來批評東方。在西方時，又常常抱持東方式的靈感來抨擊西方。這種對抗某種程度上讓“全球”被重新定義為一種開放的，不斷進化的系統，這也是審美旨趣轉移而帶來的結果。
侯瀚如跳脫以國別來定義藝術家身份的展覽“運動中的城市”，1997-2000
所以我先來說說1997年的項目，那也是我認識Nikos的時間，好像比那還要再早一點兒。 那是一個在倫敦辦的展覽，名字叫做“Parisien(ne)s”，其實早在1994年我就參加了倫敦INIV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機構的籌辦工作，并且見證了它的誕生。就在那一刻，我和這個新機構產生了合作。這個機構主要關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與國家、個人經歷迥異的藝術家們在英國和西方生活工作，和各種文化交往而碰撞出來的新國際主義的理念。
《Parisien(ne)s》，Camden Art Centre, London, 1997
我住在巴黎。當時正值移民的問題成為一個非常熱門也敏感的政治話題，也在被密集地討論著。1994年，當時的法國政府在制定了一項限制移民家庭團聚的新法律，而在勞動節（5月1日）那一天，移民團體在針對這項目法律進行街頭抗議游行。而同時，同志驕傲游行也在那一天舉行，那也是同志驕傲游行活動早期的組織。看著這兩種精神力量在街上交織非常有趣，我忽然意識到有很多藝術家參加同志驕傲活動，但幾乎沒有藝術家參與移民群體抗議集會中。這兩個社群有著各自的問題與訴求，藝術界的關心程度截然不同。有一刻 ，我感到有些不安。在游行的街上，我拍了張照片，你能在中間看到同志驕傲的海報，批評當時的巴黎市長Tiberi并不喜歡同性戀者，因此也不喜歡巴黎人。
當時在政治世界中通常彌漫著反對同性戀的情緒，而從同志驕傲的敘事角度，這又非常有趣。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移民藝術家群體正在經歷轉型期，我將為大家展示這一群體如何通過以自己的方式發聲，重寫歷史等來為藝術界注入新的活力。大家知道，巴黎一直是一個充滿文化活力的大都市，吸引了很多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家做出了貢獻，尤其像畢加索這樣載入史冊的人。
此時此刻我在想，讓來自非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移民藝術家來代表一種新的勃發狀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向INIVA提出了在倫敦展出這個項目的建議，而最終在Camden藝術中心我們和八九位代表了三代人的藝術家一起成功地實現了這個計劃。就像Nikos提到的，Sarkis是一位來自伊斯坦布爾的，有著亞美尼亞血統的重要藝術家，他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一直居住在巴黎，在巴黎當代藝術界的構形中起著奠基性的作用。
侯瀚如思考文化、地緣與建筑議題的最新展覽“無用之用”，時代美術館，2021
而另一代人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立足巴黎，這是冷戰結束和新全球化形成的時刻。這個群體的代表性人物有黃永砅、陳箴、沈遠和Tsuneko Taniuchi。還有來自伊朗Choherh Feydzjou和來自以色列的Absalon。當然，我們也不會把歐洲排斥在外，所以我邀請了來自瑞士的Thomas Hirschhorn, 盡管他已經在巴黎生活多年，但那可能是他在法國以外的首次國際展覽。還有來自芬蘭的 Tina Ketara, 芬蘭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西方邊緣的區域。
我將這個項目命名為“Parisien(ne)s”。我發明了一個并不新鮮的詞, 以包括女性藝術家們（之后，我在1998年到2011年之間，分別在盧森堡和巴黎等地，以此課題實現了3個其他項目。明后年在巴黎的移民歷史博物館也在準備另一個）。綜上，我要說的是一個非常直接和簡單的建議，即如何在巴黎社會語境下重新理解世界主義，它是新圖景中的全球化 。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能展示原來準備分享文檔中的開頭一部分了，下次再交流，謝謝。
（以上講稿由董辛欣翻譯并整理，已經由分享者本人確認并授權發表。）
侯瀚如 Hanru Hou
侯瀚如，1963 年出生于中國廣州，1990 年后移居巴黎。現任意大利國立二十一世紀當代藝術博物館 (MAXXI) 藝術總監，兼任歐洲、亞洲以及美國多個藝術基金會的委員和評委。1997年至2000年，侯瀚如策劃的“運動中的城市”，探討了當代亞洲城市建設與藝術的互動及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發展。該展覽已在全球七個城市巡回展出，引起了國際藝術和建筑界的高度關注。他一直關注城市空間中藝術的形態和可能性，并策劃了一系列公共藝術的計劃，例如巴黎的伊文斯基金會的公共藝術比賽 (2002) 及意大利在托斯卡納地區 6 個城市的公共藝術計劃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