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藝術家”只是被生硬背景規定的一群人

甚至從走路的姿勢也可以判斷出一個人所處的時代：七零后藝術家的身體比六零后的舒展一些，可是比八零后要拘謹，他們有著還沒有褪去的嚴肅面孔的最后影子。一個典型的七零后藝術家在集體主義的生活環境里度過少年，但在大學以后就經歷上中國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商業化大潮，他們父母熟悉的一切都讓改變了，大學開始收費，畢業自主擇業，激烈的職業競爭、金錢塑造的新意識形態和VCD、DVD音像統治著大多數人的生活。

另一個伴生的現象是，所有人都成為了“移民”——從小城鎮來到大城市，從學生裝走入名牌服裝時代，即使生在大城市的人也經歷了重重的城市改造，最終成了自己城市的陌生人——固有的建筑、文化都不復存在，他們看到的是拆遷、廢墟、大樓和過往的變幻面孔。

70后藝術家和其他人一起經歷了這些巨大的改變，他們要們因此變得懷舊，要么因此變得疾世憤俗，要么樂觀的追隨這種變化——更多人是把這幾種感覺合并在一起攪拌并繼續成長。

“70后藝術家”，批評家在使用這稱呼之后總要羅列幾個在著名博物館辦過展覽、拍賣出百萬高價的人的名字，再用“等”把成千上萬的同類忽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70后藝術家”就像“六零后”和“八零后”一樣，僅僅是個被生硬的時代背景規定的一群人而已。

他們不像老一輩藝術家那樣共屬于一套話語體系，大多在大學開始自我教育和分化，然后快速的適應這個商業化和職業化的時代：

有些人快速老去——懷舊是把自己從粗劣的現實中拯救出去的一種方式。在尹朝陽、仇曉飛的繪畫中都可以看到用回憶、歷史的場景——盡管也是策略性的——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努力。

有些人以更強的力對對撞這個時代——就像孫原、彭禹、李暉那樣的藝術家，他們試圖以獨立的思考找到一種對抗性的——至少是調侃——解釋方式，對中國讓人驚訝的種種變革。

有的人以靈活的姿態適應這個時代——就像賈樟柯、陸川一樣，他們在電影工業這個更耗費金錢的行業在不斷調校自己的位置，并的確獲得了成功。

攫取名利和享樂主義不在是羞于出口的事情——但這不值得責怪，比70后更老的、更年輕的人同樣不諱言如此，甚至不擇手段，最近十年所有的中國知識階層都意識到了“策略”的重要性，并成為“策略”的策劃者、織網者，在商業網絡中爭奪自己的利益。

在這個意義上甚至看一說，70后是值得同情的，當張藝謀、張曉剛等50后、60后的當紅者、當權者繼續赤裸裸的擄掠—— “炒作”往往是最主要的操作手段——并享受的時候，包括成名者在內的70后多數人仍然還在奮斗的狀態，他們也從沒有改變世界、獨霸行業的企圖，僅僅只有改變自己的生活、居室、汽車和有限的世界的企圖。

這些微小的欲望通過繪畫、設計、音樂、電影創作可以釋放，也可以通過更硬通貨的金錢得到釋放，這是所有人明白不過的事實。他們中的幸運兒搭乘上了“中國崛起”和“經濟全球化”——這意味通貨膨脹帶來的全球性資本競逐——的快車而獲得了令人吃驚的成功，愛和怕，囚禁和鎖鏈，這有著國家監制的背景和商業交易的叫賣，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但這并不是罪惡——他們對成功的適應要比老一輩更自然，不像他們因為曾過分癡迷集體主義烏托邦而陷入今日的徹底虛無之中。

70后藝術家開始大面積分裂出來的自我意識是他們最可寶貴的資產，這些還在繼續累積、變化的意識或許將誕生更為驚人的成果，并將在下一個十年里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