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閑聊的時候，老是會扯到諸如教育、藝術教育、國民審美之類的問題，對于這類話題，我常常唯恐避之不及。
一來，這些話題就像女孩子被掀開的裙子一樣，“大而空”，非吾輩所能駕馭，況且就算談了，往往也會敗興收場，沒有多大的意義和營養價值;二來，我對該話題犯有恐懼癥，這東西就像我小時候不聽話的時候，母親發脾氣時“揮一揮衣袖”掄起的木棒。說實話，我是教育制度改革下的蛋，是制度的受益者，但其實也是受害者，多虧自己身上長了一塊反骨，讀書的時候喜歡跟學校，跟老師，跟書本其樂無窮地對著干，還沒發展到腦殘或者腦癱的地步。
說實話，我很羨慕老子、孔子、墨子他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那個時代多牛逼啊，我覺得要是搞個國產版的文藝復興排行榜，我絕對首推春秋戰國。那時周室衰微，諸侯獨大，官師分離，導致“私門富于公門”，私學興起。大家想學啥就學啥，不用擔心什么高考，不用擔心什么四六級，也不用擔心什么期末考試，連導師都可以自由選擇。那時的“教授”們也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老子的“道”，孔子的“仁”，韓非子的“法”……他們完全憑自己的真本事吃飯，周游列國，游說諸侯，靠的不是本本，拼的不是“李剛”，而是肚里、腦里、口里實實在在的“干貨”。要是哪天干得不順心，“道不同不相與謀”，炒了老板魷魚立馬就挪窩，孔子不就炒過好幾國的老板么。當然列國也不是好服侍的，要是你的才能平平，不足以治國平天下，趕緊卷鋪蓋走人，不要丟人現眼。所以，那個時候的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學生，教育學生，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獻，整理文獻。他所有的這些學術、教育活動，沒有受到過多的干預。所以，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至少是自由的。后來，秦始皇大一統，在搞了什么中央集權之后，就再難見到春秋戰國時代那自由開放的士學了。
要說有的話，也只能推民國，算是這個國產版文藝復興榜單的老二吧。雖然有人說民國是很破爛的時代，沒有很多的GDP，有人抽大煙，也有人種大煙，有人說這個時代的政府民生搞的非常糟糕，國家建設也有很多問題，軍隊也不是特別會打仗。但是……但是他們有自由，有蔡元培、胡適、魯迅等等這樣的大師，文人可以自己辦報紙，自己辦出版社，可以隨便看什么書，可以罵政府，罵官員。如果可以選擇，我更愿意生活在民國，因為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人活得更有范兒些!
過去人家把教育當教育，現在我們實際上大多把教育當飯吃。你說，現在那么多人考美院，甚至拼了老命的往里面擠，真的都是愛藝術嗎?說白了，還不是拿藝考當踏入大學的嫁衣，而且這嫁衣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所能消受得起的，所以成全的大多是那些紈绔子弟，教育資源就又好生生地被他們瓜分了。究其原因，可能又得歸結于制度和人性這個二元論了。游戲規則有問題，玩游戲的人當然就亂來。現在的問題是，這規則已經催生了浮夸的學術氣氛和唯利是圖、功利化的教育導向，大學的教育早已被行政權力和資本市場強奸。試問，現在的大學，包括美院，還有多少教授是在認真教學生的?還有多少學生是在認真學知識的?不說面目全非，但至少也是慘不忍睹吧。老師不教，學生也不學，所以大學里面的老師、學生索性就劃為“不教不學派”算了，而且個個都是高手。
當然，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教授們呢，一來收入平平，人家魯迅15個月工資就夠在北京買個三進大院，梁實秋每月工資就有400元(當時北京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所以得解決馬斯洛的生存需求問題，活下去和好好活下去就成為重要的奮斗目標。在一部分人眼里，要是不能好好解決這個問題，就算學術搞得再好，恐怕也只能淪為學術民工罷了;二來呢，學校的制度也不甚合理，除了日常教學之外，科研、評級、職稱、審查等等又成為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壓得教授們喘不過氣來。上行下效，老師們這忙那忙，不認真教，學生們哪有心思認真地去學，再加上社會浮躁和功利化的風氣，讓這幫80后、90后早已不安分了。相比孔子那個年代的人，我們其實早就失去了自由的資本，被時代裹挾了。
最近兩年，大家都在提一個詞“去行政化”，這不是一個新詞，其實早在上世紀，蔡元培先生就曾在他的《教育獨立議》中提出：“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持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我們先姑且不去論證這個提法的可操作性，但這個想法是合理的。至少我覺得，在一定程度它可以改變大學的奴性，讓教授們抬起頭來做人，不用看或少看那些當官的臉色。大學教育要真正做起來，首先要尊重每個老師，這個尊重一方面就是行政上的尊重，讓他們有基本的獨立性和自由，還要尊重他們的“錢包”和“口糧”。老師們呢，要尊重每個學生，尊重他們學習知識的權力，尊重他們的創造力。當然大前提是，目前我們所玩的這個教育的游戲規則，是真的該動動刀子和腦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