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優秀的藝術創作本身不僅僅是藝術品，它們還是幫助我們超越關于藝術是什么的普遍認識的范例。試圖認識藝術的本體，理解與藝術相關的問題，包括藝術存在的語境和機制，從來都不會過時，反之既能幫助創作者，有時這些叩問和嘗試還能成為創作的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說，把藝術等同于哲學思考一點都不為過，藝術在理解和描述世界的本身也在不斷地自我塑造，自我剖析。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藝術本身具備了自我描述和自我表達的能力，以及提供認識世界的途徑。

在貝爾廷對于早期瓦薩里與黑格爾藝術史書寫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藝術史遠遠不是任何所謂的客觀規律，而恰恰是藝術史學者的研究方法和價值判斷所主觀塑造的。早期瓦薩里和溫克爾曼試圖在藝術創作中建立一種必然性和規律性，用生命的周期性來對于藝術創作進行比擬，并讓我們獲得一些評判藝術創作的參照，這種實用主義的出發點雖然支撐著這個學科的不斷自我反思和更替，藝術本身并不總是安逸于自身對于時間、對于社會歷史語境，甚至對于美學標準的依存。在實用主義藝術史觀的影響下所建立起來的美術館中，策展人成為具有治療能力的化身，扮演醫生的角色，在這種比喻系統下，美術館和與藝術有關的各種體制化化身成為“藝術”被照顧、被保護和接受治療的庇護所。但這種“看護”藝術的行為無異于殺死藝術。

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是無暇顧及藝術史的，雖然人們總是時不時地需要從藝術史中獲得某種安全感，不論是為了獲得實踐的啟示還是某種價值的確認，但藝術是不需要藝術史的辯護和眷顧的。藝術史家拼命地在時間、地域、美學、社會政治語境中為創作尋找關聯性、上下文和必然性，這些努力在一定的時間段中使一切看起來是合乎情理的，一片和氣的，但卻很快成為有生命力的藝術必須擺脫的牢籠，一種沒有靈魂的機制。在這一點上，藝術是沒有邊界的，并時時準備將所謂的戒律和范式踩在腳下，一旦它們制約了藝術本身。

盡管藝術史家們不愿意承認，藝術家們則深知所有關于藝術的外在因素都是偶然的，唯一的必然性，如果這種必然性存在的話，必然是在藝術的自我實踐本身和藝術與生俱來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性。所以藝術史自身的生命力早已岌岌可危。而當藝術史家們開始敢于正視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時，當他們選擇和藝術家一道并肩站在懸崖的邊上時，當他們時時被某種緊迫性所籠罩并被由于面臨危機所激發出的荷爾蒙所驅動時，他們就有可能進入藝術的情境了，不再僅僅是隔岸觀火或自言自語，而是與藝術并肩作戰。

在紐約大學任教的哲學家和藝術評論家鮑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早已說過今天的藝術批評是獨立于藝術的，藝術家完全有能力為自己的創作進行表述和言說，他們不需要評論家，所以藝術評論可以與藝術無關，與藝術家無關，而是評論家自我思考的表述。也就是說評論家也同樣是創作者，一篇值得研讀的藝術批評應該是一篇獨立的藝術創作，它不是為創作服務的，它就是創作本身，它提供了對周遭世界的敏銳觀察和深刻反思。我想把這種討論延伸到對于藝術史的敘述之中，如果說藝術史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話，那么，藝術史也應該獨立與藝術本身而成為一種獨立的精神和哲學訴求的表達。這種表達無異于藝術創作，竭盡全力，敞露心扉，同時忐忑不安。藝術史家完全到了該放棄對于自身權力和藝術史權力的無限想像的時候了，因為如果藝術到目前為止還沒將你拋之腦后的話，那也是遲早的事情了。

今天，實用主義藝術史的最直接產物美術館早已自覺地和藝術家一起并肩地站在實踐的前沿地帶，時刻警覺地認識自我的處境，自我挑戰，并勇敢地進行嘗試，在自身肌體內部建立自我學習和自我認識的機制，不管在藝術系統中占據何種位置或得到何種榮耀，最根本的安全感只能來自自身和內在的不滿足和自我的不斷實踐。美術館不斷地研制和嘗試呈現藝術的方法，最近，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將鄰近的惠特尼美術館所在的建筑物租下，計劃將其變成大都會博物館研究和實驗展示和收藏現當代藝術的實驗室;倫敦的泰特美術館正在計劃明年秋天的一系列“美術館作為事件”的“油庫”開幕展，作為一次激發美術館多種身份和功能，發揮美術館創造性的嘗試。最近，在Artforum雜志中倫敦Goldsmith學院的教授Claire Bishop對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的評論中寫道，威尼斯雙年展以及雙年展機制的實驗性和前沿性正由于其對于經濟機制的依賴而日益減弱，而實驗、自我反抗和激進的思考和實踐將回到美術館內部。我們即將目睹在藝術系統的權力殿堂內掀起的一場革命。而藝術史的革命和自我更新也必然要從其內部發生。